編者按：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及至一個行業的靈魂。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礦業開發如影隨形，創造了豐厚而燦爛的礦業文化，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走在世界的前列，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推手，成為中華文明史璀燦、輝煌、奪目的篇章。
本文作者趙臘平為中國礦業報社副社長、總編輯、高級記者，是一名中國行業媒體資深記者、作家。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以產業工人為階級基礎的中國共產黨一旦成立，便于礦業結下不解之緣。礦山，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肇始地，也為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提供了巨大支持，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重要貢獻。紅色，成為現代中國礦業最鮮明、最亮麗的色彩。國慶來臨之際，作為黨史學習教育的一個成果，我們推出長篇報道《我國礦業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與現實邏輯探析》，向我們的共和國致敬。敬請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精氣神的凝聚。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運用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從毛澤東思想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文化建設高度重視，把文化建設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文化建設從戰略和全局上作了規劃和設計，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
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礦業文化是中華文化中最輝煌燦爛的篇章之一，研究并推進礦業文化建設，對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與礦業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一、礦業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研究礦業文化，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文化的內涵。
（一）文化是人類文明的標識
《易經·賁卦》中講：“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說，治國家者觀察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以明耕作漁獵之時序；同時要把握現實社會中的人倫秩序，使人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這實際上就是文化。
在中國古代的先哲們看來，用精神、倫理、禮儀等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影響甚至改變別人的思想 ，形成有條不紊的社會秩序，這種無形的力量就是文化。
現代文化學者認為，文化可以從廣義與狹義理解：從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和積累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物質、制度、行為、社會關系、精神、藝術、風俗、習慣等。從狹義上說，文化則專指精神創造活動及其成果推廣。
我們認為，不管文化包括多少內容，實際上都可以歸結為兩種形態，即看得見的物質形態（物態文化、符號）和看不見的精神形態（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英雄、禮儀和價值觀等）。而物質財富從本質上說還是一種“物化的精神財富”。文化的這兩種形態是可以轉化的。物質財富是創造精神財富的基礎，精神財富的傳播與傳承需要物質的載體或形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既是物質財富，是硬實力；又是精神財富，是軟實力。當它成為一種核心價值觀或信仰時，它是精神財富，是軟實力；當它轉變為文化產業時，它又是物質財富，是硬實力。
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如果說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那么，文化就是靈魂。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獨特氣質，獨特風骨，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一個民族的生命基因，熔鑄著文化的力量；一個民族前進的每一行足印，都閃耀著文化的光芒。
（二）礦業文化的層次
礦業文化，是人類在開發礦業的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礦山、機器設備、制度、行為規范以及與礦業有關的藝術、知識、觀念、精神等等。
我們引用文化的“四層次”說，將礦業文化分為四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如礦山，礦區遺址，礦工服（帽），礦山博物館，先進設備，智能化礦山；制度文化層：如“鞍鋼憲法”，安全生產管理辦法，礦長下井制度，《加強職工文化生活的決定》；行為文化層：如敬業守紀，勤儉節約，患難與共，綠色、安全、和諧、智能、高效；精神（心態）文化層：如“兩山論”，以國家利益為重，鐵人精神，獨立思考。
礦業文化產生于礦業開發實踐，慢慢成為礦業行業一種特有的精神，形成一種價值觀甚至信仰，如地勘行業的“三光榮‘精神、大慶“鐵人”精神。反過來，礦業文化會潛移默化影響著礦業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最終成為礦業行業獨有的標識、素質和氣質。
（三）礦業文化是人類文明的直接推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我們要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 ，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
礦業是人類以礦產資源為勞動對象的基礎產業。人類對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礦業的不斷發展，推進了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史學家們正是根據人類在某一階段發現、開發、利用的主要礦產資源種類作為文明發展階段的命名的。
從遠古的原始文明到今天的現代文明，人類依次經歷了石器時代、陶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石油時代、硅時代、碳時代。而從能源礦產的角度看，則度過了漫長的薪柴時代、礦物能源時代（煤炭、石油、電力等），一直延續到當今的新能源時代。
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歷史。人類在這個過程中，創造與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凝聚并濃縮著豐富多彩的礦業文化，反過來，礦業文化又推動了礦業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發展。
二、中國礦業文化的深厚淵源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發、利用與管理礦產資源的國家。和世界上許多民族一樣，中華民族從誕生時起，就與礦產開發利用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創造并積累了輝煌燦爛的礦業文化。
（一）長期領先的中國古代礦業文明
從遠古時期至1840年鴉片戰爭止，是我國古代礦業萌芽、成長時期。在這個時期，古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從事著古老而原始的礦業開發活動。也正是在發現礦產、認識礦產與開發利用礦產的過程中，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石器文化、玉石文化、陶瓷文化、青銅器文化、鐵冶文化等，使我國的礦業文明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也使礦業文化成為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篇章。
石器時代：1954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尹達先生首次提出了“紅山文化”的命名。鑒于紅山文明在距今5300～5000年左右就已正式形成，因此，紅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而興隆洼文化玉器（內蒙古敖漢旗）又是紅山文化玉器的直接源頭。考古發現，興隆洼玉器是中國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將我國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歷史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創了中國史前時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
陶器時代：1836年，丹麥考古學家者C. J. 湯姆森提出“三時代系統”，就是把“史前史”分為三個時代：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 ，從而奠定了現代考古學的基礎。
近年來，我國學者陳明遠等認為，與別的民族不同，中國在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之間，還存在過一個以陶器工藝和農耕畜牧業為代表的歷史發展階段，即“陶器時代”，這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渡階段，或稱“前文明階段”。中華文明早在距今大約7000年前出現過一個“陶器時代”，這是在我國早期礦業文明中的一個令人驕傲的發現。
青銅器時代：中國是世界上青銅器發明最早的地區之一。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煉銅發現于中國的陜西姜寨遺址；我國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在龍山文化晚期已進入青銅器時代。
在青銅器時代，中國有了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漢字也已經發展成熟。青銅器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青銅藝術品，顯示了綿延1500多年的中國青銅器的萌生、發展和變化的歷史。
鐵器時代：鐵器時代（The Iron Age）是指人們開始使用鐵來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時代。在“三代法”中處于最后的時期，是人類發展史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
西周晚期，我國已有人工冶煉的鐵器，進入鐵銅石并用的時代。春秋時候鐵農具開始出現；戰國時，鐵農具使用范圍迅速擴大。秦漢時期完全進入鐵器時代。中國冶鐵業出現的時間雖晚于西亞和歐洲等地，但發展迅速，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于世界冶金技術的前列。
令人遺憾的是，以后，由于漫長的封建統治等種種原因，中國在石油時代、硅時代，在礦業文明的發展上落后了。
（二）命運多舛的中國近代礦業文明
近代以來，即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一個時期，由于清朝封建統治者的腐朽沒落，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世紀下半葉，清政府為了興辦洋務和北洋水師，制造槍炮、戰艦和機器以適應防務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從國外進口大量鋼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一方面開始籌劃發展近代礦業，如張之洞在武漢開設煉鋼廠。
19世紀90年代末，帝國主義者在華開辦了許多較大規模的煤礦，外資煤礦產量占到了全國煤礦產量的83.2%，其它一些非常有發展前途的大礦先后為侵略者控制。比如甲午戰爭后，日本通過各種方式侵占中國的礦產資源。
進入20世紀，機械開采使煤炭產量有所上升，但絕大部分的產量掌握在外國勢力手中，鐵礦受外國勢力侵略程度比煤礦更甚。
在舊中國，由于國民黨政府軟弱無能，對礦產開采采取易貨償債政策，幾乎完全聽從外國勢力的擺布，鎢、銻、錫等戰略礦產完全掌握在外國人手里，又因“三座大山”的壓迫，中國礦業舉步維艱。
從地質工作看，到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當時全國僅有地質專業人員約300人，鉆機數十臺，進行過不同程度地質工作的礦產有煤、鐵、錳、石油、天然氣等20多種，探明儲量的礦產僅兩種。
從礦產開發情況看，開發利用的鐵礦山有40多處。有色金屬方面，1908年和1918年在江西南部先后發現了西華山鎢礦和大吉山鎢礦，并很快投入開發，云南個舊錫礦開始較大規模的開采。在貴金屬方面，除煉鉛鋅礦提取銀外，一些地區也開采金礦。
民國時期，全國主要礦產品產量為：原煤僅3243萬噸，原油12萬噸，天然氣0.07億立方米，鐵礦石59萬噸，黃金4.073噸，十種有色金屬1.3萬噸，原鹽298.5萬噸，磷礦石1.3萬噸。化肥0.6萬噸，硫酸4.0萬噸，水泥66.5萬噸，平板玻璃91.2萬重量箱。全國礦業產值約18億元。
（三）艱難探索中的一抹亮色
當然，在這時期，中國革命先行者和早期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探索礦業實業救國的道路，為以后的礦業開發積累了不少珍貴的資料與有益的經驗。
魯迅先生等的“一論一志”：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我國地質事業萌芽期。1903年，魯迅《浙江潮》雜志第八期上發表《中國地質略論》，在此基礎上，魯迅和他礦路學堂的同學顧瑯合著完成《中國礦產志》，這就是“一論一志”。
《中國地質略論》近萬字，分為緒言、外人之地質調查者、地質之分布、地質上之發育、世界第一石炭（石炭，即煤炭）國五個部分。論著使用了地質、地層、地殼、猿人等今天地學領域通用的詞匯，最早使用了石墨、石灰、花崗、石炭（即煤炭）等巖石類術語，大量使用太古代、古生代，侏羅紀、白堊紀、泥盆紀、石炭紀、二疊紀、三疊紀、第四紀等中文地質年代名稱。堪稱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啟蒙之作。
《中國礦產志》是在《中國地質略論》基礎上形成的著作，展示了中國18個省份的礦產資源及地理分布，且附錄、翻譯了日本人調查的《中國礦產全圖》，并羅列《中國各省礦產一覽表》。
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曾評價魯迅是第一位撰寫講解中國地質文章的學者，“一論一志”是“中國地質工作史中開天辟地的第一章”。
孫中山先生描繪礦業開發藍圖： 孫中山先生在他親自撰寫的《建國方略》之二中明確指出：“礦業者，為物質文明與經濟進步之極大主因也。”他進而闡明，“煤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為近代工業之主要物，故其采取之目的，不徒純為利益計，而在供給人類之用”。
對于如何開發中國的礦產，孫中山設想：“沿海岸、河岸各礦，交通既便，宜先開采，內地次之”；在資金上既借外資，又要降低成本，“除攤派借用外資之利息外，其次當為礦工增加工資，又其次當使煤價低落，便利人民”；搞規劃，先為煉鋼建煤礦，統籌兼顧其他，“當煤礦開采之始，除為鋼鐵工廠使用外，開始計劃當以產出二萬萬噸備為他項事業之用”；興建運煤大通道。比如，在唐山建北方大港，為山西煤炭建造出海口；等等。
我們還要看到，在風雨飄搖的舊中國，由于以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為代表的地質先輩，面對民族危難，牢記自己職責，獻身國家的地質事業，完成了大量區域地質調查報告，提交了甘肅北部靖遠、景泰煤田等一大批礦產報告，推動中國的地質工作從無到有，在曲折與磨難中前進發展，為新中國迅速開展的地質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在抗戰時期，包括甘肅的玉門油田、四川的嘉陽煤礦也為抗日提供了急需的能源。